“我瞧不起这些人。”干事满脸通红地说。
“我也瞧不起他们。”丧事承办人附和说。
“但愿哪个自说自话的陪审团到教养所来住上一两个星期,”干事说,“管委会定下的规章制度很快叫他们神气不起来。”
“别去理睬他们。”丧事承办人答道。说着,他显出表示赞同的样子,还朝那位怒不可遏的教区官员笑了笑,想要平息他正在冒上来的火气。
邦布尔先生脱下三角帽,从帽子里取出一块手绢,抹去额头上因为发火而沁出的汗水,然后重新戴上帽子。他朝丧事承办人转过脸来,用平和一点的口气说:
“那么,这孩子的事儿?”
“嗬!”丧事承办人答道,“哎呀,你是知道的,邦布尔先生,我可是缴了好多扶贫税的。”
“哼!”邦布尔先生说,“那又怎么样?”
“哦,”丧事承办人说,“我在想,既然我为穷人付出这么多,我也有权利尽可能从他们那儿得到点东西;因此——因此——我想,我想把这孩子要下来。”
邦布尔先生抓住丧事承办人的胳膊,领着他走进教养所。索尔贝里先生跟管委会密谈了五分钟,作出了以下安排:奥利弗当天晚上去他家“试用”——就教区里的学徒而言,这个词的意思是,要是经过短期试用,师傅发现孩子干活干得不少,吃饭吃得不多,便可将他留用几个年头,听凭师傅的吩咐。
那天晚上,小奥利弗被带到“绅士们”面前。他们对他说,他当晚要去棺材店当勤杂工;他要是对自己的处境不满意,或者胆敢再次回到教区来,就要被送到船上去;那样的话,他不是被扔进海里,就是被砸扁脑袋。奥利弗听了没有流露多少感情,于是他们异口同声地称他是个不可救药的小坏蛋,命令邦布尔先生立即把他送走。
倘若有谁缺乏最起码的感情表示,管委会自然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更有理由感到义愤,感到震惊。可是,在这件特定的事情上,他们搞错了。事实很简单,奥利弗不是感情欠丰富,而是感情太丰富,只不过他已经受尽虐待,很可能一辈子就是那副麻木不仁、无动于衷的样子了。他听到自己要被打发走的消息以后一声不吭,拿起别人塞到他手里的行李——这也不难拿,全部物品都装在一个大约半英寸宽、三英寸深的褐色纸包里——把帽檐拉下来遮住眼睛,再次抓住邦布尔先生的衣袖,跟着那位大人物出了教养所,去一个新的受苦受难的地方。
有好一会儿工夫,邦布尔先生只管拖着奥利弗往前走,既不看他,也不说话。原因之一,干事脑袋昂得很直——当干事的总是那副模样的;原因之二,天刮着大风,吹开了邦布尔先生身上的外套,威风凛凛地露出里面的折边背心和灰色毛绒短裤,把小奥利弗遮得严严实实。然而,他们快到目的地的时候,邦布尔先生感到非得往下瞥上一眼,看看这孩子是不是处于良好状态,可以接受新主人的检验。于是他这么做了,而且摆出了相应的姿态,俨然是一位慈祥的保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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