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自唐朝高宗显庆年间（公元656年至661年）的玉辂（天子座驾，宋称显庆辂），历经战火，早已经破乱不堪，却仍接着用了百余年六位皇帝，一直到实在不堪使用才换上新的。

自秦汉始，丧制规定皇帝即位一年后，即拿出每年天下供赋的三分之一营造自己的陵墓，一直修到死，宋朝皇帝的陵墓则只能在本人死后再修，而且不超过八十一天。

当年，包拯当面驳斥仁宗皇帝任张贵妃伯父张尧佐为宣徽使的旨意，激动地口水都喷到仁宗脸上。

仁宗老年无子，英宗过继得以嗣位，却坚持要追自己的生父濮王赵允让为皇考，让还在世的曹太后（仁宗第二任皇后）极度难堪，二者僵持不下整整十八个月，枢密使富弼对英宗说“伊霍之事，臣能为之”（伊尹放商王太甲于梧宫，霍光废昌邑王刘贺，富弼这话直白点说就是“再闹废了你”），吓得英宗赶紧妥协。

今上即位之初，有消息灵通的臣子知道天子喜珍禽奇兽，便尽心搜集送来，左司谏江公望指责天子“非初政所宜”，赵佶听了，老老实实的“纵遣之”，只有一只白鹇养熟了，天子亲自用杖驱赶都不肯离开。

为此，天子还命人把江公望的姓名刻于杖头以识其谏，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赵佶并不是天生的昏君，登基之初，他还是颇有明君之相的，也肯虚心纳谏。

人的**是会不断放大的，若不加约束，就会造成严重后果，而天子放纵**的后果，就要由整个国家来买单。

智者往往从一些小事上就可以看出端倪，所以，箕子看到纣王使用象牙筷子，便大胆预言商朝将要覆亡。大宋也不缺箕子、江公望这类见微知著又敢于谏言的臣子，若是没有蔡京这类会迎合又有能力的臣子，光靠天子一个人，便是有再多想法，也只能装在肚子里。

因球发迹的高俅在水浒原剧情中是大反派，但在这方世界却是非常低调。

其人原是苏轼小史（能做大文豪的秘书，其人文化素养和办事能力肯定是有的），后辗转到端王门下，建中靖国元年才转官（1101年，宋徽宗第一个年号，从这个年号可以看出赵佶最初是希望停止党争，安心治国的）。

崇宁二年，高俅随边帅刘仲武出征，四五年间就升到横班次高职位客省使，又因使辽有功转为三衙管军。

高俅出身低，升官速度还如此快，但大臣们对此事其实没有多大的反应。

一则是高俅为人真的低调。二则天子任用潜邸旧人担任三衙管军，甚至枢密使，乃是本朝惯例。更关键的是，身为殿帅，忠诚是首位，能力反在其次（前朝皇帝的殿帅赵匡胤就是因为能力太强而变成了本朝太祖），真要用上殿前司打仗，这国家也差不多快亡了。

会踢球又忠心不搞事的殿帅，只要皇帝信任，重臣们自然不会有意见。

蔡京却不一样，他在几十年的新旧两党党争中反复横跳，两党都恨其人，名声早就臭大街了。

因此，皇帝亲政不久（徽宗登基时尽管已成年，为了政局稳定，向太后仍然垂帘听政了半年），便被众臣群起攻之，一个月内三易其职。

换一般人政治生涯也就到此为止了，但蔡京确实非一般人，一则其人也有极高的艺术天分，甚至可以说是重臣中唯一能与皇帝在艺术上共鸣的；二则其人拉得下脸，居然能对宦官卑躬屈膝。宋朝可不比唐、汉，宦官的地位非常低，内侍要转高阶职位必须经政事堂批准，宰相呵斥天子近侍都不会有一点心理负担。

当初童贯受命到杭州访求名家书画和各种奇巧之物，蔡京日夜陪伴，极力巴结，童贯回京时，便将蔡京画的屏、扇带等物进献天子，由此得到天子的赏识，终于翻身。

蔡京拜相后，知天子喜声色犬马，便偷偷告诉富商朱勔之父朱冲，取江浙一带的珍奇进献，最初只是送来黄杨三株，得到了天子褒赞。以后年年增加，但一年不超过两三次，贡物才五七种，后来规模逐渐扩大，才形成了花石纲。

所谓花石纲，就是运送奇石异花的船队，十船称为一纲。

至于铸大钱，其实本无错，大宋经济高度发达，但铸币用铜的产量却始终没有突破性增长，钱荒的问题由来已久，铸大钱也算是解决之道。

大钱面值虽大，但比之后世的纸钞，本身好歹还有一定价值，问题的关键是朝廷滥发，还不能保证其信用。

而蔡京揣测天子粉饰太平的心思，将《周易》上“丰亨，王假之”和“有大而能谦必豫”曲意发挥，提出“丰亨豫大”，鼓吹君王应在太平盛世顺天理而动，崇尚盛大繁华，大建奇观和形象工程，以提振国民自信，同时也尽情享受，给天子的奢靡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奢侈无错，败国还败得心安理得，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