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财政部南下经济进军的数月之间，收获十分丰厚。

茶叶司不仅控制了江西地区数量庞大的茶叶园，还在江浙、福建一带控制了数量不菲旳茶园，相当多的名贵茶叶种植园也成为了茶叶司的战利品。

织造总局控制了江南地不少纺织工场和生丝生产工场，掌控了相当一部分的原料生产和成品制造，完全可以形成规模，且只需要稍微的整顿之后就能立刻开始生产工作。

漆瓷司也大举进军景德镇和福建山区，将宗室子弟们掌控的民窑窑场的控制权收入囊中，将相当一部分的瓷器产能掌控在手里。

除了宗室子弟们的财产，属于明国点名要求惩处的家族的财产也全部归属明国，这是和平条约里明确规定的。

于是财政部的手不仅仅伸到地方，临安城内都被财政部把手给伸了进来。

其他战犯家族就不说了，单说张俊家族和秦桧家族还有秦桧正妻王氏家族，那叫一个高门大户家财万贯，怎一个富贵了得？

也因为如此，当初抓他们去问罪的时候沈该甚至不敢亲自动手，请求明国自己动手，也好过让自己下手。

这两个家族虽然没什么政治权力，但是地位很高，影响力很大，他要是亲自动手了，难免会让同僚们产生畏惧的情绪。

所以他恳请明国亲自动手抓人。

做坏人就坏到底，是不是？

于是明军驻军进入临安城，同时前往三家宗族所在地，将张俊家族和秦桧家族还有王氏家族一网打尽。

为了解决这三大家的势力，明军前后动用超过一千人的兵力，还杀死了试图反抗的三家家丁二百多人、族人二十多个，这才将三大家连根拔起，收拾干净。

秦桧家族是最好对付的，张俊家族广有财富，财大气粗，但是底蕴不够，对付起来倒也轻松。

而王氏家族传承自北宋宰相王珪，累世豪门，政治世家，走过百年风雨，势力极大，被明国定义为战犯家族的时候全族暴走，百年人脉一朝发动，几乎把临安城给翻了个个。

沈该甚至要躲着他们，不敢和他们交谈，以免被他们缠住不能脱身，甚至于被逼的急了还躲进明国驻临安办事处，寻求明国的介入。

王氏家族也是反抗最为激烈的，还试图举族逃跑出海，结果在海上被明军战船俘获，全族被连根拔起，上上下下几百口人一起抓到了明国受审听宣。

审判的时候，王氏家族也是各种意义上都犯法最多的家族，全族共有十一个男丁和三个女眷被判处死刑，余者全部被流放黑龙江行省服苦役。

代为管理商业资产的商人们面对强大的明国，一点反抗能力都没有，老老实实交出了账册、仓库钥匙等等至关重要的东西，然后乖乖等待明国的进一步处理。

对明国来说，大口大口吃进这些优质商业资产当然是很爽的事情，但是这同时也意味着超多的工作量。

在这种情况下，明国官员们需要熟悉情况的职业经理人们协助他们办理这些事情。

整个办理的工作必须要加快，要加快整顿，加快统一协调，并且和被明国控制的泉州、广州市舶司统一协调好步伐，这样便能让已经中断停滞了一段时间的海上贸易尽快恢复。

海上贸易从大整顿开始已经暂停数月之久，对于原先的商人们来说已经算是很大的打击了，而对于明国的海贸政策来说，长期停滞也是没有好处的。

所以三个部门的官吏们普遍选择利用这些熟悉事物的职业经理人、白手套帮他们整顿这些分布广泛且经营分散的茶叶园、纺织工场和民窑窑场。

一方面是要统计、核算这些生产地的产能与运输条件，另一方面也是要对这些生产方进行改革。

他们将明国对工场进行整顿和经营的经验引入了这些茶叶园、纺织工场和民窑窑场，给这些生存环境极差、政治地位极其低下且收入也较为微薄的最早的产业工人们带去了曙光。

按照明国国营工场的经营制度，三个部门对这些地方引入了半计件工资制度和场长、指导员管理制度，还引入了生产队制度和明国工人的福利待遇政策。

明国的官员们让茶叶园、纺织工场和民窑窑场内的工人们自己推举德高望重可以服众的人担任园长、场长，然后派遣部门内懂得相关专业知识的复兴会员身份的官吏出任这些工场的指导员。

指导员负责给工人们传达明国对工人的待遇政策还有明国的政治动向，负责为工场制定科学的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监督工场方面执行规定的程度。

然后就是负责组织工人们进行一些业余的文体活动，活泼氛围，拉近大家彼此之间的关系，为打破南宋时期僵化的生产模式创造条件。

这一系列行动下来，这些在南宋朝廷残酷的行政指令下艰难求生的产业工人们都迎来了属于自己的人生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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