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大宋子民来说，官府的话无限接近于鬼话。

听的话就等于相信鬼话。

不听的话就要给鬼吃掉。

他们看似有两种选择，实则只有一种选择。

他们只能选择交税。

但是今年的税交完了，还要交明年的税，这还不算最恶劣的，最恶劣的是明年的税也交完了，官府一看他们还有油水可以榨，就说后年的税也提前预支了，后年就不用交税了。

他们要是说到做到也就算了，可偏偏他们从来不说话算数，从来没有信守诺言，纯粹就是在骗人。。

今年说明年，明年说后年，后年再说大后年，年年预支，年年背信弃义。

老农所在的地方被收税收到了十三年以后。

这还算是好的，他还听说有些地方被收到了二十四年以后，还有一个极端的地方听说给收到了二十七年以后。

那些地方的人基本上能逃的都逃掉了，剩下来的基本上全都成为了家里有关系的地主豪强的佃户，亦或是残疾的没钱的跑不掉的，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忍受官府的压榨。

这些地方的财政和人口数据就崩溃的一塌糊涂，官员连寅吃卯粮都办不到，只能造假，搞搞纸面税收数据搪塞临安朝廷。

反正临安朝廷也不会真的派人下乡来调查税收数据是否真实，朝官们对于这些事情也是门儿清，知道地方上现在糟糕到了什么地步，强行追究的话，大家都没有好果子可以吃。

唯一可能追究的是皇帝，但是皇帝哪里能得到真实的数据呢？

只要官员们沆瀣一气上下串通，硬是要瞒着皇帝，皇帝还就真的搞不清楚自己的国家到底有多少钱，以及他自己到底应该得到多少钱。

他只能活在官员们为他编织的信息茧房内，享受着只此一人所感受到的快感，享受着国泰民安四海臣服带来的成就感。

就算偶尔有个有良心的官员不讲政治正确，想要戳破这个繁荣假象，皇帝还真未必相信。

就算怀疑又怎么样？

难道让他自己一个人去国库里数钱？让他自己一个人查账？浩如烟海一般的数字账册，他想一个人搞清楚？

因为深深的明白这些道理，所以不仅仅是临安朝廷，地方上摆烂的情况也十分严峻，较之临安有过之而无不及。

反正官员都是流官，一任三年，做完拍拍屁股走人，谁也不愿意留在这种穷山恶水之地，更不会想着做出什么政绩来，于是这里就陷入了死循环,破败不堪。

老农和他的同乡们被官府用各种手段折腾的家里是家徒四壁,穷的荡气回肠,强盗土匪来了都要仰天长叹，掩面流泪，直言狗官不给活路。

土地改革在江南西路的九州之地取得了全面胜利，一个空前稳固的革命政权在这里建立起来，深深地扎下根。

本地人空前拥护这个全新的政权，但凡这个政权有什么需要的，他们都愿意尽力配合。

农民军整编招募新兵的时候，本地人踊跃参军，农民军招人修缮城墙和军事防务的时候，本地人也愿意派出多余劳动力帮助他们修建。

如此，在土地改革之后，农民们的生产热情也大大提升，在刚刚过去的洪武四年夏粮和秋粮的收成之后，农民军通过农税和临时战争税收到了足以支撑八万农民军战斗两年的粮食。

在这样的情况下，南宋的物资禁运也就没什么意义了，农民军政权的大生产运动自己就能够养活自己。

粮食方面没有问题，农民军吃的比宋军要饱的多。

这第二个原因，就不是农民军的问题了，而是南宋自己的问题。

众所周知，越是物资禁运，越是容易推高货物的价格，越是推高货物的价格，利润就越高，利润越高，就越是有人愿意冒着风险去偷运。

尤其是当人们知道负责监管他们的官员自己都对此流口水的事实，他们就更加不会顾及这种禁令，而是一心想着运送物资去赚钱。

以南宋政府那吹弹可破的禁运命令和南宋官僚们极其灵活的执行手法，想要实现彻底的禁运，估计也就在赵昚的梦里可以实现。

所以自打物资禁运的命令传到江南西路解放区周边各地之后，各地心思活络的商人、官僚们就从没有停过自己的行动。

他们召集人手，高价雇佣他们，给他们提供不错的待遇，然后就带着他们推着车子赶着驴子行走在挣钱的路上，一路艰难险阻都不在话下，只要能抵达农民军的货物交易中心，就没什么是不能去办的。

民间如此，官方又如何能坐视民间赚钱而无动于衷呢？

官方赚得更狠。

第三次围剿战争之后，南宋主要的军队全部退出了江南西路农民军控制区，驻扎在汉阳、鄂州、蕲州、襄阳一带。

其中因为明军河南兵团长期在边境地区的演武行动，所以宋廷被逼着把最精锐的姚仲所统领的军队安顿在了襄阳一带。

其他后来调过来的中央禁军主要负责对江南西路农民军的警戒，并没有发起军事行动。

这就为这一地区的商业大环境提供了军事安全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