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这个影响已经显现了出来。

《权利宣言》发表之后，台占区内的抗战活动更加频繁，之前几乎被台军歼灭的敌后游击队死灰复燃，还有不少民众偷偷穿过军事封锁线，进入大陆控制区，其中不少就是为了前往北京，参加北京保卫战。

可以说，如果台湾当局仍然对北方战场上的战斗含糊其词的话，迟早会失去民心。

也正是如此，台湾当局才会如此积极的向北京当局伸出橄榄枝。只不过，台湾当局仍然显得不够诚意，至少没有对日军侵华做出重点说明。

真正感到尴尬的，还有联军总司令帕特里奇。

如果让帕特里奇选的话，他肯定会支持停火谈判。虽然在打下南京之后，美军能够将部署在南方战场上的主力部队抽调过来，而且能够将原先计划增补给南方战场的作战物资与武器装备用在北方战场上，还能集中大部分空中力量，可以说美日联军的优势更加明显，但是等到美军完成了兵力调动之后，北方已经进入冬天了，而且天气一天比一天寒冷，加上中队在京津地区的防御部署更加严密，就算美军更加强大、日军也脱胎换骨，帕特里奇也没有信心在严冬到来之前占领北京。

如果在冬季攻打北京，美日联军肯定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第三次南京会战，美军阵亡将士四万多人。按照帕特里奇的估计，真要强攻北京，美军的伤亡数字只会更大，不可能更小。当时，甚至有人认为，美军将在北京付出十万名官兵的巨大代价。

果真如此的话，恐怕在打下北京之前，美军就全面崩溃了。

由此可见，帕特里奇肯定希望用谈判来解决问题。如果能够让北京当局放弃抵抗，就算不能占领北京，美国也能体面撤军。

只不过，从一开始，帕特里奇就对谈判不抱多大希望。

要知道，在北京支持事务的是几个军人，而且最主要的三名将军都是他的老熟人了。

以帕特里奇对刘诚志、陈必时与罗耀武的了解，就算刘诚志较为软弱，只要陈必时与罗耀武还能发挥影响力，东北军就不会与美日联军进行任何性质的谈判，哪怕是战前谈判，双方只能用血与火来决出高下。

打，成了唯一的选择。

从军事上讲，帕特里奇更愿意把攻打北京的作战行动延迟到二零一五年的春天。

问题是，到底什么时候打，不由他决定。

美国的外交表态有一个很明显的问题，那就是，只要北京当局没有做出回应，美国就将在外交上处于进退两难的地步。

外交失去转圜余地的直接结果就是让美国当局只能将希望寄托在军事行动上。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2页/共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