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其实已经非常难得了。

相较于还依旧挣扎在贵族政治的欧陆其他国家的国民，巴黎人民已经率先享受到了文明的曙光，享受到了生命的权利。

这些巴黎市民未必有多么高的文化水平，未必能够理解那么多的革命理论，未必能听的懂《共和国》的内容。

但仅仅只是这一点，已经足够让他们明白共和和帝制他们该选择哪一种了。

所以这些巴黎市民自发的武装起来保卫他们的成果，保卫他们的生命权利，保卫他们不被旧贵族玩弄致死的现状。

说起来也是感慨，也是可笑，就这么简单的原因，已经足够让无数的巴黎市民为了这场大革命抛头颅洒热血。

他们响应了国民公会的号召而奔赴了战场。

虽然不懂什么战术，战术水平非常的拙劣，可他们敢于战斗，他们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战，他们更清楚战争一旦失败，他们会面临什么。

所以他们能够爆发出来的勇气远远超过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干涉军。

自然，勇气不能决定一切，在前线作战的时候，这支法军也闹出了很多笑话，甚至还有临战之前军队内部的革命者和反革命者互相针对乃至于大打出手的情况发生。

这一势力以罗兰夫妇尤其是罗兰夫人为首，这群人赞同共和，但是不赞同雅各宾派的那种激进的共和，他们试图寻求共和集权主义之外的另一条共和道路。

因此在反对激进的层面上，布里索和温和派是一致的，同样不怎么赞同在法国国内推动大规模的流血事件，认为这样做必然出现大量的冤假错案，会有很多人被挟私报复。

尽管以雅各宾派为代表的要求严惩并且处死国王一家的意见在国民公会中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但是因为布里索派实际握有政权，所以这样的声音尚且还能被压制住。

雅各宾派对此感到非常的不满，已经成为重要领导人之一的著名的演说家罗伯斯庇尔多次在国民公会上发表演说，抨击布里索，认为他“在不该决然的地方非常决然，在该决然的地方犹豫不决”。

由此，雅各宾派内部逐渐出现了取代布里索派、由雅各宾派来执政的论调，并迅速蔓延开来。

布里索原本以为局势已经稳定住了，可以慢慢调查玛丽王后通敌事件，只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当带英首相小皮特带领的团队返回伦敦之后，一个惊人的消息如炸弹一般在整个欧陆上空爆炸了。

东方大国中华联邦共和国在建国典礼进行时用断头台公开处决了大清帝国皇帝爱新觉罗·弘历！

中国人杀死了他们的皇帝！

这个消息最早在带英社会上引起了剧烈的震动，伦敦城内上至贵族高官下至贩夫走卒都在热烈的讨论这件事情，幸亏国王乔治三世正在病休，未曾露面，否则也不知道他该多么尴尬。

随后，这个消息快速越过英吉利海峡，抵达的第一站就是法国，就是巴黎。

巴黎的激进革命者和革命群众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欣喜若狂，甚至欣喜若狂都不足以形容当时他们的那种情绪。

那种狂热中带着激动，激动中带着暴躁，暴躁中带着一丝丝诡异冷静的感觉，还真没几个人能够用文字充分的描述出来。

但是不管怎么说，赵学宁用断头台处决了大清乾隆皇帝的消息是彻底传开了。

这个事实也毋庸置疑，因为这是带英出使中华联邦的团队带回来的，是小皮特首相亲自带回来的，他亲眼目睹了乾隆皇帝弘历的死亡。

另外还有很多消息随着小皮特的回归从而散播开来。

比如赵学宁逼迫大清皇帝跪在地上给全体民众谢罪，大清皇帝永琰在地上磕头磕的脑袋都冒血。

比如赵学宁决定把大清皇宫作为国家博物馆，向全国开放，并且要求最后一任皇帝永琰作为讲解员在皇宫内工作。

比如赵学宁处决了皇室中的主要责任人员之后把剩下的人都给赶到了偏远地区开矿，用他们的余生为之前犯下的罪孽赎罪。

比如赵学宁公开宣称中华联邦共和国的主权不属于皇帝，而属于全体国民，大总统是全体国民的代言人，而不是任何贵族、势力集团的代言人，大总统对全体国民负责，对中华联邦宪法负责。

凡此种种各种各样关于赵学宁的消息在整个巴黎的大街小巷传得沸沸扬扬，兴奋的人们几近疯癫。

对于布里索派的温和成员们来说，这样的消息很不妙，这意味着现有秩序将很有可能被颠覆，他们得知消息以后一边感慨一边忧虑，很担心巴黎的局势会就此失控。

而对于激进派的人员来说，这简直就是一针强心剂，一针推下去，他们瞬间**了。

他们奔走在大街小巷之中不停的宣扬这件事情，不停地宣扬赵学宁所说的话，不停地讲述着大清乾隆皇帝被公开处死的消息。

革命群众被激励了，激进派的议员们也被激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