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唐环视四周,知道郑光的意思,便开口道:“当然是这幅景象美一些,看着这幅景象,为师真的不觉得这是贱人在做贱事。”
郑光抿着嘴唇点了点头,把目光投放的更远:“重农抑商不是商鞅首创,也不是商鞅发扬光大,纵使没有商鞅,也会有张鞅李鞅这样做,我想,最早的先人推行重农抑商之前,定然没有抑商的做法,但是这种做法定然遇到了什么非常严重的问题,这才促使先人使用了重农抑商之法。
学生猜想,先秦时期,先人农耕所获之物远远少于今日,如果今日的粮食每亩地可以生产五百斤出来,那么先秦时期,每亩地可能只有一百斤,咱们吃的量都是差不多的,如果亩产少,那么需要的土地就多,劳力也多,累死累活一整年却几乎吃不饱,且商业所获财物远多于农耕,这样自然会促使更多的人选择经商而不是务农。
如此一来,务农的人少了,那时也没有什么别的农具可以帮助务农,完全靠人力,效率很低,人一少,地里就没有更多的作物长出来,慢慢的,粮食越来越少,人们就没吃的,那个时候更没有其余那么多国家和咱们做生意,除了农作物,也很少有不需要从地里种出来的原料制作的商品,没人种地就没有东西可买卖。
有人猜测重农抑商之说最早是由李悝提出,但是,学生以为具体做法可能是李悝总结提出,而首先这样做的人,应该早于周,可惜三代史料完全失传,使我等不得而知具体情形。
学生读史书,得知殷商数次迁都,学生以为那时发生了严重灾难,破坏农业生产,造成饥荒和物品短缺,拥有商品和粮食的少数巨商囤积居奇,导致物价飞涨,国家大乱,这样的做法,会促使某位商王进行了改革,推行重农抑商之法,才逐渐稳住了局面,周室衰微,诸侯并起,需要大量富商巨贾相助,遂放宽限制,是以春秋战国巨商甚多,直到李悝变法才有所改变。
但是几千年之后的如今,咱们的粮食产量比之过去多了数十倍不止,不需要以农作物为原料生产的商品也逐渐多了许多,更有诸国渴望与大明交易,做生意。
学生窃以为,可能大明已经不是需要那么多人待在田地里,依靠农具和耕牛,我们可能并不需要一家子五六个壮丁都待在地里,合理改进农具,改进耕作之法,完全可以解放出一大批劳动力从事别的职业,因为土地能生产的东西就那么多,不会因为耕作它的人多,它产量就多,如果三个人耕作就能把一块土地发挥到极限,又何必要让五个人去做呢?
咱们其实完全可以节约下两个壮丁去做别的事情,或者务工,或者经商,产生更多的财富,并不会因此而引发大明的粮食危机,先民们遇到的问题,在如今的大明,已经不复存在了,士农工商,各司其职,学生以为本质上,四民并无高低之分,不过是职能划分不同而已,四民之中,缺了任意一个,都会导致国将不国,那么,为何要在四民之中,划下等级高低之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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