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植桐当然不是放任不管,只不过是有些话不想让两个妹妹听到。
吃完饭,两个小姑娘写作业,唐植桐叫着张桂芳来到屋外,小王同学把门。
“妈,虽说要按定量吃,但也不能卡的太死,我这个月的定量还是四十七斤,您估摸着她俩的饭量,把我的分给她们点,能吃个七八分饱就行。”
“以后平日里欠着点,到星期天,您瞅着副食品店有肉,或者我想办法搞点吃的,咱改善一下生活。”
“平日里饭后给她俩补一把松子,这样即便会饿一些,但不会亏了身体。”
“咱再坚持坚持,最多两个来月,春节前,我再去一趟大伯那边,东边邻居家有余粮,我到时候买点回来,对付着把这阵子熬过去。”
唐植桐毫无遮掩的将自己的计划对张桂芳和盘托出。
“行,我明天再去买点白薯。咱家五口人,能买十斤粮票的,上回就买了两斤粮票的,还差八斤呢。吃不饱先拿白薯垫垫。”张桂芳则边听边点头,也算计着怎么用有限的定量填饱家人的肚子。
“行,就这么办。”唐植桐肯定道。
用粮票换白薯的事,唐植桐是知道的,但还真不知道这玩意还有限购。
跟张桂芳一打听才明白,四口人以下的家庭,可以买五斤粮票的,也就是二十五斤白薯;
五口人以上的家庭,可以买十斤粮票的,五十斤白薯;
七口人以上的家庭,可以买十五斤粮票的,七十五斤白薯。
家里人口多虽然不一定在住房上多照顾,但在副食上有比较明显的倾向。
因为连年战乱刚刚结束没几年,人心思安,这时候是鼓励生育的。
再加上多子多福的传统思想影响,很多家庭那是一个接一个的生,这种情况在农村尤为明显,恨不能一年生一胎。
几十年后,很多人都有了清晰的认知,生孩子是责任,养不起就不生,只能养得起一个就不会生俩,除非双胞胎。
如果眼下有人说农村多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时,妥妥的会被认为是疯言疯语。
就眼下来说,农村之所以多生,是因为土地!
在去年搞公社之前,全国绝大部分农村的土地都是分到农民个人手中的,按照实际的家庭人口去分,每增加一个家庭成员就要分一份地!
刚解放没几年,农民对土地的感情是刻进骨子里的,也正是由于分地,所以很多人在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之后不选择专业端铁饭碗,而是选择退伍回家种地。
至于后面二十年间,农村吃不饱,却依旧有人可劲生,唐植桐认为跟农民想在生产队里增加话语权有关。
有人的地方就免不了矛盾、摩擦,很多道理讲不通的时候,就要靠拳头说话,这时家里兄弟多的明显占优势。
哪怕选个人出来管事,同姓的只要一举手,基本就没外姓人啥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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