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潜的第二件任务是发布对襄阳之乱的处分决定。
京湖地方安抚制置大使、兼知襄阳府赵范因为御下失当,激发兵变,作为这次兵乱的主要责任人被连降三级,贬为福建路兵马总管兼知泉州。镇江都统李虎不知缓急,纵兵激化与北军的矛盾,也被连降三级,送往广南西路静江府闭门思过。
荆鄂军都统王旻,治军无方导致部下哗变,几乎丢失了襄阳城,为此次变乱的直接责任人,被直接贬为庶人,送往临安殿前问罪。
其余北军将领李伯渊、黄国弼、夏全(此夏全与德安府夏全同名)坐望不救者,以及南军观望祸事将领王福、杨茂先等辈,全部被减武官阶二级,留待军中戴罪立功。
当然,对于这些人朝廷不可能过于从重处罚,一旦激起二十多支北军兵变,局面就不仅仅是失去襄阳一城可以控制的了。
对于让谁来担任襄阳帅臣的问题,朝廷一度犹豫不决。当下最适当的人选自然是在江陵的制置副使別之杰,或者黄州的侍卫马军司主事孟珙,但二人都正当把守要冲之地,轻易将其调离,等秋天蒙古人第二次进犯的时候可能会出现问题。
这时候新晋参知政事崔与之提出了一个方案:将淮东制置使赵葵调任京湖安抚制置使,接替其兄长的职位。
论起来赵葵和长兄赵范同样是在襄樊的战斗中成长起来的大宋第一流将领,对于京湖的熟悉程度不亚于其兄。他们一家时代将门,在京湖地区素有威名,比起別之杰或者孟珙自然是最好的选择。
但很快就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赵范刚刚犯下大错,又提拔他的弟弟担任京湖主帅,难免让地方将帅们认为朝廷处置不公。
政事堂左丞相郑清之这个时候却是一言不发,赵范赵葵依照政治立场划分都是站在他一边的,他此时若出言相挺,只会给政敌留下攻击的口实。
真正打动了皇帝的是已经病入膏肓的真德秀。
这时候的真德秀已经起不来榻,完全辞去了户部尚书、参知政事的职务在家中养病,生命已经到了油尽灯枯的地步。但当他听到襄阳之乱的消息之后,还是马上硬撑起病体,连续给自己的门生郑云鸣写了三封书信,勉励他奋勇报国,为国家平乱。
他又给皇帝写奏疏,强烈要求由赵葵顶替犯罪的长兄继续主持京湖大局。
“罪其罪者,以彰天子之威,贤其贤者,以示君上之德。圣主仁明,有其取舍,从宗汝霖故事,则京湖易安......”
看着奏疏上虚弱无力的笔迹,端平皇帝几乎要落下泪来,曾几何时真德秀的书法天下享有盛名,笔力雄健,转折如刻刀般有力,如今连好好的握住毛笔都快要做不到了。
这是他用生命在为皇帝做着最后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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