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袁分裂
民国四年(1915年)袁世凯野心急剧膨胀,蓄谋恢复帝制,使袁氏子孙代代为帝。徐世昌却认为帝制实不为可,不得民心;但看看袁世凯的劲头,只得缄口不言,作壁上观;并为辞国务卿,以便将来可以局外人之身分收拾残局,留下转圜的余地。此前,徐世昌曾极力反对袁世凯与日本帝国签订卖国之《二十一条》,并“罢工”十余日。徐、袁裂痕从此产生。徐世昌退居河南辉县水竹村,后自号水竹村人。
袁世凯称帝后,封徐世昌、张謇等四人为“嵩山四友”,仿汉高祖时“嵩山四皓”,但徐世昌并不买账,因“嵩山四皓”均为隐居不仕之贤者,此封有永不叙用之意,未免欠妥。徐世昌在日记中大发感慨:人各有志。志在仙佛之乡者多,则国弱;志为圣贤之人多,则国治;志为帝王之人多,则国乱。这就标志着徐、袁携手时代的结束。徐世昌此时一定异常失望,自己一向唯袁世凯马首是瞻,为之出谋画策,肝脑涂地;竭力辅佐的结果,实非始料所及。此时再不分道扬镳,那就得同流合污,也背上千载骂名。徐世昌在袁世凯称帝前即已恢复帝制必定失败,抽身先退,无疑是明智之举。
担任总统
民国六年(1916年),袁世凯一死,徐世昌见国事难为,便又隐居水竹村。此后曾应黎元洪、段祺瑞之请,调解过“府院之争”。民国六年(1917年)6月,张勋复辟时,徐世昌担任民国大总统保皇派康有为等曾寄希望于徐世昌;徐世昌也曾一度动心,因他对北洋纷争不已感到灰心,欲在复辟后掌握实权,干一番事业。后获知日本并不支持,乃知难而退,力劝张勋解除武装,恢复共和,并保证其身家安全。同时他还竭力为溥仪卸罪,继续保全清室,或许为了还掉“人情债”吧,但却受到时人谴责。
民国七年(1918年),在选举民国第二届总统之际,段祺瑞、冯国璋相持不下,一向两面讨好的徐世昌遂作为“理想人选”,得任总统。徐世昌居然还请示早已退位的溥仪,“得其恩准”。徐世昌此举意图前清遗臣之好感,但仍然有人讥讽他:“以清太傅而仕民国,早已可见其人!”想面面俱到,往往适得其反;两面讨好,弄不好两面得罪。徐世昌当总统的第一件大事,便是谋求南北和解,结束内战,为此使出浑身解救,但都无甚效果,无非拖延时间,民国十一年(1922年)终于爆发了直奉大战。得胜的直系并不感谢徐世昌“一边倒”的支持,在曹锟一再逼宫之下不得不恋恋不舍地离开总统府,迁居英租界,既结束了他五年的总统生涯,也从此结束了他从政40余年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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