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的例子，现在混的风生水起的太史慈就是当年卷入了青州刺史和东莱郡太守之间的政治斗争而被迫去辽东避难的。

一直到郭鹏建立魏国以后，这种情况不复存在。

郭魏帝国明确规定州刺史就是一州行政主官，是郡太守的上级，郡太守需要听从州刺史的行政命令。

不过魏国就不再存在有州牧这个职位了。

郭鹏废除了州牧的存在，明确规定以后不再设立州牧这种军政财大权一把抓的军阀温床职位，一名官员不得同时掌握军政财三项权力，必须各司其职。

文官不管军务，军官不管政务，双方互不干涉，谁敢干涉，那下场绝对不会比荀彧和臧洪更好。

而且虽然在魏帝国内州刺史和郡太守是上下级，但是二者之间没有从属关系。

州刺史和郡太守都是中央任命，不像州牧，还有对郡太守和县令的任免权。

一直到县令县长还有底下的乡长村长，现在都是中央派专人去任命，登记造册，没有例外。

官员的任免权被郭鹏死死抓住，没有下放给任何一任地方官员，地方官员对一些重要职位上的辅佐官员是没有职权任免的权力的。

这一权力属于中央，属于吏部。

乃至于原先可以自行辟召的州、郡、县三级行政主官身边的重要辅佐吏员都是中央指定。

中央在任命官员的时候会配备一个完善的行政团队给主官，之后的调遣和任免，都是吏部做出决定，主官无权干涉。

当然主官可以向吏部提出意见。

郡太守和县令身边的辅佐吏员在东汉时代也是有规矩的。

有一部分是东汉朝廷任命，剩下一部分是太守县令自行辟召，为了方便拉拢本地豪强士族，方便对地方的统治。

中央任命的是极少一部分，官员自己辟召的是一大部分，象征着皇权的妥协和萎缩。

以东汉那衰弱的皇权，也只能在京畿三辅这样的要害之处和边地那种鸟不拉屎的地方彰显皇权，其他地方都是人家豪强的。

当然，交通不便利也是实际情况，是客观事实。

偏远地方往来一次洛阳就要好几个月，中央要是深度干预，做什么事情都要往返汇报的话，地方行政也就废了。

进入郭魏时代，情况发生了改变。

郭鹏没有对这些地方职务的具体权力做出什么改变，而是对组织结构进行了优化。

郡太守和县令身边的重要职位都是中央任命，只有少部分无关紧要的打杂小吏可以自行辟召。

这是郭鹏创业以来的规矩，建立魏国以后被强制复刻，取代了东汉的地方郡县自行辟召。

当时有官员提出反对意见。

他们认为这样一来中央压力太大，村乡之长就不说了，居然连一个县中佐官都要亲自安排，对地方的干预未免过甚。

而且这种状态下上官和下官之间出现矛盾的话，该怎么办事，又该如何调和？

就近地区还好，往来不会那么艰难，要是天南海北的，往来艰难，耗费时间，任免不便，实在不利于中央统治，建议还是按照东汉时代来。

郭某人思考了一下，觉得这样也有道理，官员任免往返洛阳的话，未免太过于浪费时间，会降低地方行政效率，所以做出了一些修改。

他下令扩编吏部官员数量，在每个州的州治所建设中央吏部分部，各派人常驻，可以就近处理每个州的人事变动，最后汇总到中央吏部做备案和审核就好了。

这样一来就可以极大的增加办事效率了。

当然吏部分部还是归属中央吏部管辖，归程昱节制，不受地方官员的干预。

但是这样还是有人反对，认为中央还是干预地方过甚，不利于地方治理。

这一次，郭某人没有妥协。

两害相权取其轻，我就是要让他们都成为中央官员，而不是地方官的部下。

为了中央集权，造成些许的行政不便也不是不能接受的事情，人事任免这种大权必须掌握在中央，而不是地方。

郭某人从来不认为世上有两全其美的事情。

他一路走来，最懂得什么叫舍得。

像北宋那种强干弱枝到了极致的办法当然不行，那实在是太限制地方发展了，他现在做的已经相当温和了。

当然这种想法不能往外透露，他就简单一句“孤修了那么多路就是用来做摆设吗”，就把所有质疑给强行压制下去了。

言下之意就是我修了那么多路那么多驿站就是在加强信息传播速度，你们还要怎样？

当我那么多钱是白花的？

官员们顿时大惊。

感情皇帝修路还有这方面的考虑？

您老人家十几年前开始修路的时候就想到这一层了？

您那么早就想着要做皇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