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司马光所谓“在官”实指在官府或“公家”，除此以外地一切私有财产，从平民百姓到权臣、贵戚和强藩大将之私有者，都算是“在民”的，也就是说，国家不与私人争利。

他为什么反对“抑兼并”?实际上就是害怕权贵与老百姓一同被“抑”，而反对“官与民争利”实际上是害怕国家妨碍了权贵的利益，因此他们常常公然要求凌驾于“齐民”之上的私人特权，也就是说，他们主张“不抑兼并”，说白了就是要求国家放手让权贵们攫取私人财富。

如果说，“抑兼并”导致了“国富民穷”的话，“不抑兼并”地结果则通常是“国与民俱贫，而官独富”。

什么人称之为官?权臣，贵戚，近幸，强藩大将……官富了，“上则府库殚乏，下则民力穷悴。”其极端后果就是王朝崩溃，就是天下大乱。比如东汉末年，群雄逐鹿，就是典型地例子。

今天的情况也是如此。

“不抑兼并”导致权贵私家势力恶性扩张，而“抑兼并”又导致朝廷“汲取能力”恶性膨胀，于是朝廷轮番用药，在“抑兼并”与“不抑兼并”的交替循环中陷入“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直到危机日重而濒临崩溃。

看看本朝历史，你就知道官与民为了争夺财富，厮杀到了何种惨烈地地步。

自熙宁以来，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和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几度易位，忽而“变法”，忽而“改制”，忽而“更化”，忽而“绍述”，忽而“建中”，忽而又“崇法熙宁”，来来往往，不亦乐乎，然而，大宋的危机却没有得到任何改善，相反，越来越严重了。

自蔡京主政后，旧党一派因“元党人案”被镇压，至今没有翻身，“新党”因此得势十几年，大肆实施“抑兼并”之制。有人说“新法变质”，说王门后学如蔡京之流扭曲了改革的原意，其实，从王安石那种“人主擅操柄”、“取予皆自我”的“利出一孔”思想发展到后来西城刮田所、苏杭应奉局式的“汲取”之政，本意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搜刮民财以充国库，何来“变质”之说?

只是，以蔡京为首地新一轮改革同样没有化解大宋地危机，反而让危机愈演愈烈了。行，“抑”与“不抑”交替试之还是不行?

说白了，“抑”与“不抑”表面上是经济问题，实质上却是个国政问题。深层次看，却是儒学之争。

自汉以后，“独尊儒术”一直与“汉承秦制”互为表里。儒学已成为杂糅诸家的混合体，而纯儒、纯法都已消失。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2页/共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