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很多人失去了很多财富，但是全家老小基本都是完整的，财富也还剩下很大一部分。

一亿银钞以下的资产，能留下三成多。

一千万银钞以下的资产，能留下五成以上。

一百万银钞能留下八成，也就是一亿的资产能留下八千万。

征税直接收的是土地和股权，如果有多处庄园土地或者多个厂商股权，还可以用其中几个集中全部缴纳。

进而保留另外地区的完整庄园和完整的工厂和商行控制权。

所以他们的手上仍然剩下很多东西。

对于这种级别的人而言，这种损失并不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生活水平。

因为到了这种级别，更多的资产增长只是在资产数额上增值，对于持有者本人生活的实际影响越来越小。

也是因此，资产阶级在绝对暴力前面的忍耐性是很高的。

就像历史上大明江南的士绅地主们，在大清的屠刀面前的忍耐性也是极高的。

资产阶级革命爆发的地方，无一例外都是底层百姓活不下去的地方。

资产阶级依靠自己的知识和管理能力，花费生命并不值钱的最底层人的力量，迫使不配合自己的传统君主服从。

让资产阶级自己扛枪闹革命？

他们才不会干。

要是自己的命没了，那还怎么挣钱啊？

如果传统意义上的君主，能够影响绝大部分底层普通人，能够给他们基本的生活保障。

然后自己用普通人阻止了成规模的军队。

那资产阶级心中的怨念就算是再大，也没有勇气真的整出什么狠活来。

但是与此同时，传统君主要管理底层普通人，也是要利用资产阶级的管理能力的。

所以传统君主就算掌握着绝对武力，也不能真的把资产阶级往死里逼。

最终还是得给他们一条活路，还得保证的基本利益和特权。

这就是一种互相敌视和互相需要的矛盾。

自东汉到隋唐两代，神州传统帝王与传统世家关系，也非常类似。

泰西近代的选举产生官僚的方式，与神州古代通过乡贤推举、举孝廉方式产生官僚的，在某种程度上有很高的相似性。

能够参与选举的人与能够被举孝廉的人，有着类似的社会定位。

都是“世家”的代表或者代言人。

神州的唐宋皇帝，不想无条件的保障世家的特权，所以开创了另外一个途径，科举考试。

打造出了由普通人考核晋升成为国家管理者的途径。

以及将世家中愿意配合的人，真正有能力治理国家的人，给自己筛选出来的途径。

逐步将由世家推举官员，变成了自己选择官员。

哪怕最终选择的人，仍然有大部分来自世家，但是双方之间的主动权，已经逐步发生了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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